（一）返京后第一份工作是当小工
　　 我是1979年3月回的北京。当时没有工作，两个小孩儿，没得吃，没得穿，都还偏偏得上了急性黄疸性肝炎。我和夫人住在她家，没有房子，只好一家四口挤在一间脱鞋就上炕的袖珍厨房中。我们从宁夏带回来的床板，锯一截才能勉强放进屋里。
　　 我的户口在前门街道办事处，我就天天跑到那里找工作。
　　 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我的软磨硬泡终于泡到了一份工作：给一个建筑工地当小工。那里在盖楼，我们推砖瓦灰沙石当苦力。记得我和我们连的连长崔凤智，还有我们连的战友单宝智、刘玉昆和一个东北兵团回来的知青，一起干了几个月。
　　 我们的工作地点是在珠市口里的风雷京剧团大楼建筑工地，每天工作八小时，一天给我们一元五角钱工钱。这在当时算不少的了。
　　 我们的活儿不太累，磨洋工的情况是家常便饭。由于是老战友，彼此太熟悉了，开开玩笑、逗逗闷子，一天很快就过去了。
　　 我们特喜欢加班儿。一加班儿就能多开点工钱。每逢开支后，我们都迫不及待地赶回家去，生怕工资丢了。一家人还等着拿它买米买面买菜呢！
　　 我后来抖了个小机灵儿：跟管工地的领导聊天儿。你跟头儿一聊，他也不好意思叫你干活儿。我跟主管工地的副团长聊到什么份儿上了？等我找到了第一份正式工作后的第一天，他还派人到我家找我，问我“到风雷京剧团当编剧干不干？”我一打听，风雷京剧团当时没有编制，我去了只能先当临时工。我含糊了。
　　 我回北京都三十四岁了，再干临时工，得干几年才能转正呢？“编剧”名儿是好听，可好听不顶饭吃呀！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人家的好意。我到了崇文区为安置返京知青而成立的劳动服务公司下属的一个单位——崇文托运站工作去了。
　　 （二）返京后第二份工作是当经理
　　 1979年10月初，我参加了返京后的第一份工作——到崇文区劳动服务公司下属的崇文托运站上班。在这儿上班，虽然工资只有40来元一个月，但是每个月都能发奖金，还可以转正，当正式工。我心里可算是踏实了。
　　 崇文托运站始建于1979年9月底，是崇文区劳动服务公司为安置返城的知识青年创办的一个集体所有制企业，有50多名来自宁夏、东北、陕西、山西、内蒙、云南等地返回北京的知识青年，称得上是返城知青“联合国”。可能因为我文化程度是老高中毕业（我是1963毕业的高中生。因家庭出身问题没有考上大学。接着又上了两年广播函授学校），又能坐得住的缘故，我上班的第一天就让我当调度员。
　　 当托运站调度可不是人人都能干的差事。
　　 托运，顾名思义，就是受人之托，帮人家运货物。从货主那里把货物拉到我们托运站的货场，包装、报站、批准上站、运送货物按时到火车站、结算运费、交割货运单据……算一算，托运从提货到火车站发运，一共得有十几道手续。这十几道手续环环相扣，一环脱节，就会给货主造成损失。这就要求你的业务特别熟练，还得会精打细算，为货主省钱。
　　 另外，当调度得跟各色人等打交道，尤其是司机、三轮车夫等人。这些人哪个是善茬儿？俗话说：“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我一个刚从宁夏回北京的知青，哪儿懂这些呀？怎么办？两个字：学、练。学业务，练说话。
　　 我天天抱着一本铁路货运手册，背到达站里程、背危险货物品名，背一切跟货运有关的知识。
　　 我还学着我们托运站的老人怎么说过年话（崇文托运站的创办者是由从事几十年托运工作的崇文区两会——区民主建国会、区工商联的老专家组成的）。“您辛苦了！”“您受累了！”等等都是一天不知要说多少遍的客气话。
　　 后来，这些看上去很难伺候的车夫彻底服了。我能把货主的电话、各火车站货运部门的电话、货主托运的货物重量等等说得不差分毫。 我还能根据这些车夫不同的特点和能耐，分别给他们派不同的活儿，使哥们儿们皆大欢喜。
　　 领导渐渐看上了我，没出半年就提拔我当上了经理。
　　 当上经理，责任可就重了，您得负责托运站200多号人的吃喝拉撒睡，最重要的是得让人家能得着实惠——奖金得月月发，还得越发越多。 怎么办？四个字：开源节流。
　　 我们组织了十几个外勤，到北京市的多个业务单位联系；我们大力推广“上门服务，一包到底”的服务模式；我们以“节约迅速、全心全意为货主服务”的精神办企业……从1979年到1984年的5年间，我们就创利200多万元，成为北京市托运行业中的佼佼者。
　　 当上经理以后，我对自己要求更高了。不行，我得上大学！我一不缺胳膊短腿，二不比人家智商差，我凭什么就不能上大学？
　　 1984年9月，我一下子考上了两个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函授）和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我最终选择了上人大，还是专、本连读。 在人大上学基本上都是晚上上课，我们托运站在崇文区蒲黄榆，离人大还有二三十里地。我们又是五点半才下班。我们六点半就上课。我一下班就骑着我的破自行车，发了疯似地往人大骑，根本就顾不上吃饭，也没钱吃饭，甚至连冰棍儿都舍不得买，饿着肚子扛到晚上八点半钟左右，再骑车回东四的蜗居。
　　 我在人大上了五年，拿到了人大中文专业大学本科毕业证书——我们函授大学的毕业证书和本校的毕业证书是一模一样的。
　　 这五年，我还干了两件大事：陪伴老伴儿上电大、自己发奋写作品以补贴家用。
　　 我在被子垛上写小说，还获得了《北京晚报》“一分钟小说征文奖”。我的夫人严冬也是我们连的知青。她以我们奋发读书、充实自己的事迹撰写了一篇散文“最难忘袜子放在鞋里”，也获得了《人民教育》杂志“红烛征文奖三等奖”。同时，她也在我大学毕业后考上了北京电视大学。
　　 （三）返京后的第三份工作是当编辑
　　 从1979年10月到1985年4月，我在崇文区托运站干了将近6年。当时很多单位都在招聘，其中也包括我后来去的《旅游》杂志社。我动心了。 我从小就喜爱写作，老有一个梦想：成为一个文字工作者。现在机会来了，我怎么能不动心呢？
　　 当我正式提出要辞去经理职务，到杂志社应聘的时候，惊动了当时崇文区的有关领导——我曾经在崇文区党委宣传部帮忙写过一些材料和书稿，跟有关领导比较熟。他们听说我要离开，苦口婆心地劝我不要走，并许给我一些愿。无奈，我去意已决，义无反顾地坚辞不受。
　　 当我来到《旅游时代》（这个杂志社原来归北京市旅游局管，后来才和归属于北京出版社的《旅游》杂志合并，并改名为《旅游》杂志）杂志社应聘的时候，我一下子就傻眼了：怎么这么多人应聘呀？然而，我已经没有了退路，只能硬着头皮闯了！
　　 我的考官是一位工人出版社的副总编辑，他先问了一些我的基本情况，然后考起了业务知识：地理、历史、政治……这都是我当高中教师时教学生的常识呀！有何难哉！我一口气答出了所有问题。最后结束的时候，我还给他崩了一句唐诗“画眉深浅入时无？”他一听更来劲儿了，马上跑到总编那里喜形于色地汇报：“我给您找了一位有真才实学的好编辑！”总编立刻就召见了我。
　　 我又跟总编聊了一个多钟头，从历史、宗教、建筑，到人文、金融、各国习俗……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侃了一个够，我估计也把他侃晕了，他第二天就派人到我的原单位调档案去了——我如愿以偿地调到了《旅游时代》杂志社，当上了编辑。他们哪里知道，我做了多少功课呀！ 当上了编辑，我如鱼得水，把我的能浓水儿全挤出来了。我发奋地编稿子、写稿子、约作者、想选题……干得得心应手。过了大概也就不到一年，总编就找我谈话，让我担任副总编。
　　 这哪儿成呀！我刚调到编辑部才几天呀？干这么重要的领导差事，我怕难以服众。而且，我只想一门心思搞业务，不想涉猎仕途。于是，我只是答应当编辑部主任。我不后悔，我的选择是对的。我的水儿就这么多，只够合这么多泥。
　　 除了本职工作外，我写了不少文章，发表后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比如，《透过回扣的思考》一文曾被《北京日报》、《信息日报》等多家媒体转载，并受到了有关领导的重视；《旅游饭店忧思录》一文曾被国家旅游局局长会议当作资料传阅；《农民办旅游也是一条致富之路》经〈农民日报〉转载后，获得了“白藤湖全国旅游征文新闻奖”；我为北京旅游局撰写的电视专题片《魂系旅游》，还在日本得了奖……光是1987年一年，我得的奖状就有一大抽屉之多。
　　 在1987年那年，杂志社开始评定职称了。当时，我评中级职称肯定是不够格儿的——我是返京后上的大学，1985年才拿到大学本科毕业证书，需要干5年才有资格评中级职称呢，而我只干了两年编辑，还差3年呢！
　　 可能是我发表的东西较多，有的东西还有一点影响，北京市职称评定委员会破格给我评了一个中级职称“编辑”。由于我们编辑部是采编合一，于是，我又成了名正言顺的记者了。
　　 （四）返京后第四份工作是当自由职业者
　　 我永远也忘不了1992年2月23日，那是我人生的又一个大转折。
　　 那一天，《旅游》杂志社的领导通知我，让我离开杂志社，另谋高就。我一下子就愣了。凭什么呀？我一不偷、二不抢、三没有作风问题，要是说业务不成，我也心甘情愿。但是，这都不成立呀！我仔细琢磨了一下，原来是我的破屁股嘴和敢于直言的冲劲儿，得罪了领导。本来嘛，新来的总编撰写的一篇文章，我愣说人家通篇都是文革语言；总编的另一篇大作，我从里边不但挑出了错别字，还要给人家讲语法……人家能不烦你吗？但是，我可是北京市旅游局党委正式任命的干部呀！这是理由吗？官大一级压死人！我没有办法，只有服从。不过，他们答应给我解决住房问题——我有一儿一女，而且都是大儿大女。当时他们一个20岁，一个18岁。住房问题早就是我心头的一件大事。得，为了孩子，为了房子，我豁出去了！于是，第二天我就净身出户，成了自由职业者——当时我已经47岁了！
　　 我知道，以我这样的高龄，再找一份固定的工作是多么不容易，我就像俗语里说的那样：野楼（鸽）没窝——四城哪儿都转，我得到处找事儿干、找食吃。于是，我开始了我的卖字为生的生活。
　　 我记得曾经在两个保健品公司、三个广告公司、四家媒体等公司打过工，最大的官儿当过企业总裁助理，还当过公关部经理、市场部经理、广告员、企划人员等等。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写东西、卖字儿。
　　 我大夏天的光着膀子、穿着大裤衩写东西——我不敢开空调。我老伴儿得了类风湿关节炎已经多年了，手指、脊柱、脚趾都已变形了，而且，她还做过两次大手术。一次是双膝膝盖人工关节置换手术，一次是腰椎椎管狭窄手术。腰里订了六根钢钉和两根横插。我不敢开空调，是怕冷风吹着她；我三伏天骑着车、饿着肚子去央求人家给我策划费；我得“聆听”比我小三十岁的老板教训我、骂我……我的儿子那年都快40岁了，至今也没有娶上媳妇儿。我没钱给他买商品房，登记经济适用房，又轮候不上。女朋友倒是谈过几个，可是一到谈婚论嫁就吹。女方还不是嫌儿子没房吗？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字：钱。我得挣钱自己交退休金、大病统筹费、冬天的取暖费……一切的一切，都得自己挣。你能哭吗？当今社会不相信眼泪；你能让人同情你吗？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出来的。
　　 从1992年离开《旅游》杂志社到2005年我60岁从人才退休这十几年，我都是靠卖字为生。为了糊口，我曾给几十家企业写过软性广告、科普文章、电视专题文案……为了适应各种企业的需要，我得学习很多新东西，包括营销、房地产、医药、保健品、企业认证、地板行业、煤矿、商业、服务业、餐饮、月婆子、医院、食品……我大致算了算，我为这些企业写过的东西、发表过的东西，没有五百万字最少也得有三百万字，写得我都记不起来了。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财富；这就是我的人生。前些天，我把自己写过的大部分文章都总结出来，整理出一个“发表文章目录”准备刊登在有关知青网上。我觉得，别人可以在网上晒财富，我为什么不可以晒我的财富呢?这些文章，伴随着我走过了一生。它们不但是我的财富，而且是我一生的总结呢！别人写写文章可能是为了消遣，我写文章可是为了生计呀！我想说，我发表“文章目录”并不是要显摆我，我是想利用这个平台，对我所写的文章进行一个总结，同时，也是对我的一生进行整理。
　　 写到这里，该结束了。谢谢大家让我把话说完，我给大家鞠躬了！